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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唐刚刚建立，天下远未平定，高官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。这些矛盾中，最惹眼的是外臣中第二高官刘文静和第一高官裴寂之间的矛盾。
刘文静和裴寂其实早就相识，刘文静做晋阳令的时候，裴寂是隋朝晋阳行宫的宫监，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座小城而且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一来二去地就交上了朋友。一天晚上，二人谈天说地到很晚。裴寂远远望着城上的烽火，仰天长叹一声说：“我地位卑贱，家里又穷，在这兵荒马乱之世，何时才能出头啊？”刘文静笑着说：“世道本来变化无常，你的情况不足为怪。再说了，你我二人有这样的交情，一起相处得痛快，还考虑那些干什么？”当夜抵足而眠。后来，二人都怂恿李渊起兵，而且从李渊起兵到进攻长安的过程中，两个人的关系依然保持得不错，一个是唐高祖的左膀，一个是唐高祖的右臂，同舟共济协助唐军挺进关中。
刘文静确实为大唐的建国立了不世之功，但他毕竟是李世民的人，是通过李世民才接触上唐高祖而参加晋阳起步的；而裴寂是唐高祖的密友，所以和唐高祖的关系就比刘文静亲密。加上唐高祖本来就有任人唯亲的特点，所以在即皇帝位之后，给裴寂的官位和封赏要高于刘文静。其实，即使抛开唐高祖任人唯亲的特点，这样做也有合理的地方：当时天下远未平定，皇帝还离不了“准萧何”这样的智囊，裴寂和他关系亲密、值得信任，是理所当然的人选。而且，放一个这样德高望重又易于控制的人在众大臣之上，也比较安全。刘文静虽然非常聪明，智慧谋略超过裴寂，但他性格外露张扬，不容易控制，不适合放走二把手的位置上。综上所述，刘文静位在裴寂之下，几乎是必然的结果。
但是刘文静觉得难以接受。他自视甚高，且在人际关系方面又不太成熟，他坚决地认为自己功绩在裴寂之上，现在位在裴寂之下，这样的职位安排不合理，是赏罚不公，心理难以平衡。他有是一个把心情写在脸上的人，难免露出怏怏不乐、愤愤不平的情绪。此时，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方面都是天才的刘文静，竟然不明白自己流露出针对裴寂的不满，就是对唐高祖的安排表示不满，就是对唐高祖有意见！唐高祖肯定就不高兴。
接下来的事，更是让刘文静受刺激：裴寂在朝廷上异常得宠，唐高祖不仅赏赐给他无数服玩宝物，还时常赐御膳给他食用。称呼裴寂的时候，从来不叫名字而叫“裴监”（裴监是对裴寂当年的晋阳宫监职位的尊称，唐高祖用贫贱之交时的称呼来称呼裴寂，亲切程度谁都可以感觉到。）更有甚者，每当高祖上朝，一定会让裴寂和自己同榻而坐；退朝以后，还总叫上裴寂一起进宫闲聊或谈事；朝中的事务，唐高祖对对裴寂从来都是言听计从。刘文静看到这些，更难以接受，每次看到裴寂得宠的情形和大臣们对裴寂的羡慕表情，心里就酸得受不了。
一天，刘文静终于向唐高祖上奏：“陛下君临天下，各官一律都是臣子，在陛下这里都应称呼名字；而且皇帝的地位应该无比尊严的，皇帝的宝座是不能让臣子坐的。现在您的做法使贵贱失序，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。”刘文静这番话，明显是冲着裴寂所享受的“裴监”称呼，和上朝时与皇帝同榻而坐的殊荣来的，其目的是让唐高祖结束这种做法，不再那样宠着裴寂。唐高祖是何等样人，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文静在想什么，更何况，最近他也应该能够通过自己安插在朝野的耳目，了解到了刘文静的言行。唐高宗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，但没有发作，他回答：“历史上，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一起睡觉，严子陵把脚伸到汉光武帝的肚子上，还成了千古美谈。今天，诸位大臣都是我的旧同僚，而且德高望重，这样的交情怎能忘了？此事您不必疑虑！”对于唐高祖的这种反应，刘文静肯定更加不满，又无可奈何。
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非常密切，他在裴寂和刘文静的矛盾方面，持什么样的态度，史书上难以找到记载。他固然会同情和支持刘文静，但对刘文静的言行可能是听之任之，没有加以劝止；或者是他劝止了，但刘文静这头倔驴不听。至于裴寂，李世民和他的关系虽然谈不上好，但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，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的面子，另一方面，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老练，也有教养，而且城府也深得多。
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：另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薛举，率军进攻唐的领地泾州。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，统帅八路总管的军队去抵御。刘文静被任命为李世民的元帅府长史，随同李世民出征薛举。刘文静离开京师，眼不见裴寂，心中自然能少烦一些，裴刘的矛盾暂时得到了一点缓冲。
象唐高祖把裴寂放在刘文静之上的做法，作为臣子是应该理解的：抛开裴寂有功不说，即使裴寂无功，也有必要把他放在“二把手”的位置上，因为这样做对“一把手”最安全。当臣子的都需要从心理上完全接受，除非是你不想在这里干了。更何况，裴寂不是没有功劳的，裴寂表面上看来做得不多（史书上提及的就更少），那是因为他的很多功绩都归到唐高祖的身上了，而且裴寂所有的功劳唐高祖都心中有数。
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做法都比比皆是。一个职业经理人坐到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位置之时，通常都是安排一个资历深但能力不强、没有野心的“长者”做二把手；或者扶持一个资历浅、声望低、但听话的人作为“二把手”。总经理通过这个二把手把一些能力强、影响力大、对总经理有可能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物隔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，对他们形成制衡，保证自己宝座的安全。万一经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，还可以拿这个二把手当替罪羊，而且这时候杀掉这个才拙而位高的二把手，很容易就能满足下面的不平心理。
有的副总就非常聪明，在一把手位置绝对稳固的时候，他从来都是避免处在二把手的位置：每当自己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时，总要推上去一个新的二把手，把他放在自己和总经理之间，形成一个安全的隔离带。如果总经理是个雄猜之主，这种做法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自我保护措施。
刘文静只看到了裴寂风光的一面，真是“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”，殊不知裴寂每天也会战战兢兢，伴君如伴虎！他自有他的难言之痛。所以，我们在遇到刘文静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不要象他那样痴迷于二把手的位子。
当时天下远未平定，还有很多的大仗恶仗要打。在军权方面，唐高祖更新任的还是自己的儿子。大儿子李建成虽然才能不凡，但毕竟已立为太子，不再适合离开都城在外带兵；三儿子李元霸早夭；老四李元吉年纪太轻、且有些纨绔子弟习气，更重要的是领兵经验太少，很难立即担当大任。所以，此时征战的重任和立功机会难免就落到李世民的身上。薛举兴兵进犯泾州之时，李世民理所当然地带兵出征。
大军出发不久，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，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。唐高祖于是任命窦抗兼任纳言（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，都是唐高祖的“堂大舅哥”），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，做了宰相。
征讨薛举的战争，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，差点关中都不保，真是大不吉利！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，史书的记载是，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、筑高垒，不急于与对手交战。但李世民在等待战机的过程中病了，只好委托刘文静代为指挥。李世民告诉刘文静“不要轻易出战”，但刘文静贪功心切，还是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，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。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，血流成河。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，推翻唐朝。突然得了重病，才撤军了。
李世民战败回京，唐高祖心中十分焦急气愤，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，而是把刘文静、殷开山免职了，把刘文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剥夺了。有的史家认为，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“丟車保帅”的把戏。他们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，事后由刘文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了黑锅。因为李世民是刘文静等“秦王派小团体”的头子，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；如果刘文静站出来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，只要李世民不倒，刘文静就还有机会。如果史实真的如此，那么刘文静聪明到底是聪明，导致他日后灾祸的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。
在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削职削封的处理时，裴寂是什么态度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史书未见记载。但可以想像，他应该是高兴的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是刘文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，眼见得裴寂依然意得志满，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，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。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，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，薛举病死，其子薛仁杲（gǎo）继立（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，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）。李世民再次率军，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，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，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。
这一次出征，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，养精蓄锐，坚壁不战，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，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。于是敌军将士开始上下离心，意志涣散，甚至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。李世民一见战机成熟，立即展开攻击，薛仁杲无力应战，部队四散溃逃。十一月，对手薛仁杲见大势已去，被迫出城投降。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，男女百姓五万余口，薛仁杲被押至长安，唐高祖令斩首示众。
这次得胜还朝之后，朝廷自然要论功行赏。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，说他在本次征战有大功，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，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（后来的户部尚书，相当于财政部长）、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。但原来的宰相位置――纳言这个职位，刘文静却再没有得到。李世民也受到封赏，受封太尉、陕东道大行台，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。